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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个2024年，美国拜登政府一直在威胁要对墨西哥征收新的关税，特别是对中国公司在墨西哥生产的电动汽车加征关税。当选总统特朗普的“胃口”则更大，声称要对中国商品征收高达60%的关税，并把从墨西哥和加拿大进口的商品关税上调到25%。要知道，2023年，墨西哥、加拿大和中国是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，占当年美国进口总额的43%左右。

在这些威胁后面，有什么样的背景呢？

首先，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虑日益加深。2016年特朗普首次参加总统竞选期间，提出“让美国再次伟大”的口号。始于2022年的“安全外包” (security-shoring) 政策是美国对抗中国战略的延续。中美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竞争是当前对立局面的核心，在科技创新和全球技术链方面尤为明显。

其次，美国是二战结束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者，对商品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化尤为关注。1995年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（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）等机构对全球关税的下降发挥了作用。美国对进口商品的关税平均水平从1990年的3.3%持续下降到2008年的1.23%，但此后又有所上升，2017年达到1.41%，2023年达到2.35%。

第三，美国的关税因国而异。2023年，对中国征收10.4%的关税，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分别征收0.09%和0.26%。也就是说，特朗普要把对中国的关税提高6倍，对加拿大提高约280倍，对墨西哥提高约95倍。

第四，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，自2009年以来，中国已成为拉美第二大进口来源国，仅次于美国。对于阿根廷、巴西、智利和秘鲁等拉美国家来说，中国已经是主要的进口来源国。

第五，近年来，包括墨西哥在内的一些国家同中美两国的贸易往来形成了一种“新三角关系”——不是中美“二选一”，而是“既有又有”。经合组织及其投入产出表显示，在墨西哥对美出口总额中，由中国产生的附加值占比从2001年的不到1%大幅上升至2020年的7.5%。

尽管如此，对墨西哥出口贡献最大的还是美国公司。进入21世纪以来，在墨西哥成立的美国企业一直在从中国进口零部件，然后进行组装。随着中国的技术升级，它们也在降低成本和及时交货方面尝到了甜头。这些美国企业是墨西哥对美出口中，中国高附加值零部件大幅增长的主要来源。如果特朗普口中的关税真的在2025年得以实施，它们也将是墨西哥受影响最大的公司。

一个相关的例子是：2023年，墨西哥新增燃油汽车销量的20%产自中国，而五年前这一比例还不到1%。但目前，从中国进口的汽车大多仍是西方品牌，如通用、福特、克莱斯勒等。

这些事实说明，美国政府并没有充分理解美国、中国和拉美地区之间深刻的新贸易流动和一体化现状，特别是在墨西哥。这些联系是花费了几十年时间才建立起来的，包含了成千上万家企业和生产线，并且很难替代——至少需要好多年，而且不论对企业还是消费者来说，成本都不低。

不仅如此，从全球的角度来看，影响更为严重，或将不可逆转地动摇当前全球贸易流动的基础，也就是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的最惠国条款，该条款要求各国向所有伙伴提供相同的贸易条件。美国单方面征收关税，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中加墨三国的反制措施，将可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样导致新的歧视性单边主义抬头，提高消费者价格，削弱国际机构的威信，就连2020年特朗普第一次执政期间亲自签署的《美墨加协定》也将备受质疑。该协定中特别包含了上面讨论的情况，也就是域外国家在区域增加值中占有一定比重的情况，但与特朗普现在提出的关税相比，协定中规定的关税水平要低得多。2026年，《美墨加协定》将进行复审，届时的谈判空间可能很小。

鉴于加拿大、中国、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现有的产业关系，以及全球的相互联系，特朗普新政府应重新考虑其政治主张。而中加墨三国则应在21世纪以来富有成效的经济一体化基础上，继续强调它的重要性。

本文原文发表在中国日报国际版，原标题为 "Fly in the face of reality"